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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卖国贼”曹汝霖

[日期:2011-06-26] 来源:  作者: [字体: ]
 
 
曹汝霖

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冲进曹汝霖家,发现“曹氏之客厅正中,悬一日皇御像”(事实上后来很多内地组织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可见并不是真的)。不仅学生这样看,市民这样看,连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也这样看。直系军阀自不必说,吴佩孚等骂曹、章、陆骂得比学生还厉害,连皖系干将张敬尧,在运动期间,也打电报要求罢免这三人。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也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在运动当口上,还有很多人声言要拿住这三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掉。连摆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张寿臣相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

    的确,他们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上台之际,日本方面曾经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担任特使访问日本,重商两国关系。北京政府随即通知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派曹汝霖以赠勋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议遭到国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国会为此几乎要炸了窝。最后,北京政府取消原议,改派老资格的官僚熊希龄前去,但为日本方面所拒绝。按西原龟三的说法,日本方面的公开提议中还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真实想法,曹汝霖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当时急于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寺内内阁,居然为了一个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国政府,可见日本方面对曹的看重。当然,国会和舆论对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为他的亲日之名。

    

三个“卖国贼”早年经历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占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l%。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1903年按照专门学校令升格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改名为中央大学。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跟曹汝霖一样,章宗祥回国后参加特别为留学生准备的“科举考试”,被赐予进士头衔,曹汝霖名次还非常高,排名榜眼。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回国的留学生考试却没考好,只得了举人头衔。曹、章、陆三人,由于去得早,日本政府有优待政策,入大学无需考试,而且由于人数很少,“清国留学生”很稀罕,自然很得优待。据曹汝霖说,他来日本最初两年,留日学生文武都算上,也不过56人。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朝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不像第一批留************童,无论学成与否,回国来只能到海军当兵,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后来的留学生,人数太多,朝廷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学校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在清廷新政时期,被当时的强人袁世凯延揽到自己的夹袋中,跟袁世凯和北洋系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同时,作为留学生,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年轻而干练的能臣,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过宪法,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也曾参与过中日间岛问题的交涉,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特别的,是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一个很肥的肥缺,他将东三省的盐务,办得风生水起。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深受信任。

    

三人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   

    没错,这三人的确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说,他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为段张罗来了非常关键的来自日本方面的款项,否则讨逆军很难发动,而且还是日本特使西原龟三和段祺瑞之间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在段祺瑞推行亲日政策的这段时间里,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总长而且兼任财政总长,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都拿下,势头压倒老交通系,一向号称财神的梁士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这个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跟日本的关系,依赖于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为这一时期的驻日公使,不仅参与西原借款,而且若干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秘密协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浅的是陆宗舆,也是西原龟三来华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尽管在西原借款筹划期间,在双方签订备忘录的时候,西原不无讥讽地回忆道,“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借款的产物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董事长。三个经手借款的人,都说此番借款,他们没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说正因为此项借款没有回扣,他才勉强介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三个中方的经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一样,大体上是干净的。比起此前的经手借款的盛宣怀和梁士诒,他们三个,个人品性的确要好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日本的“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对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把************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也好,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现在看来,段政府的亲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债打内战,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中日间有关胶济路的换文,还直接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一个羞辱中国的借口,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之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倒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把五四学生游行,看做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以及一次跟他借钱,没有痛快地给。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饱挨了一顿打,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和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在晚清和民国,前有朝中清议,后有媒体开放,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嫌恶、又艳羡、又很恐惧的角色,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正好跟古代掉过来),受到伤害也最多。可以说,对日本人,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看不起,又有些畏惧。这种局面,自甲午以来,就已经形成了。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忧心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二十一条”不废除,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国人焉得不忧?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在此时此境,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都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首当其冲,背上卖国贼的恶谥,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虽在沦陷区却都未担任伪职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作为职业官僚,无可厚非),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其中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重点的争取对象,出山的压力相当大,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都亲自前来劝驾。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保持晚节,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

    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还有如下记录: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如果是实业界的事,那也就没有办法。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事实上,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

    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光复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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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曹绍培 ,02/12/2012 23:4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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