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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抗美援朝英雄老兵曹家麟10月15日到三峡、宜昌市

[日期:2014-10-13] 来源:  作者: [字体: ]

 欢迎抗美援朝英雄老兵曹家麟一行 2014年10月15日到三峡 途径宜昌市 我们曹家人欢迎英雄!当本网所有曹氏网友知道抗美援朝老兵曹家麟很关注曹氏文化网,都纷纷发来电文询问英雄的情况,特别是一位专业军人企业家黎宗国知道他到宜昌,非常激动,多次要求能见到曹家麟先生,特别在自己单位组织了欢迎仪式......。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无尊严可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屈辱史,终被抗美援朝改写。

 “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美国前总统胡佛感伤。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中国人民志愿军以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创造了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

  毛泽东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但美国官方称“自由不是无代价的”,并把它刻在了朝鲜战争纪念碑上。


考察人类的历史,我们看到,以燃烧战火的方式“追求自由”,总是会走到自由的反面。这样的悲剧,还在今日的伊拉克上演,何时能够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志愿军烈士人数、安葬地、安葬过程等进行了全方位寻踪,意在缅怀先烈,启发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文/王军)


《瞭望》文章:18万烈士寻踪

左一:曹家麟


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让近代以来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屈辱成为历史


  9月22日上午8时,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本刊记者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


“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


“叫化和龙王比宝”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

  本刊记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提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具权威的数字。

  就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本刊记者曾采访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师长对本刊记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少。”

  本刊记者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进行了对比,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

  美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坦克149辆,装甲汽车35辆,高射炮64门,155口径榴弹炮18门,105口径榴弹炮54门,火箭筒607门,无后坐力炮、化臼炮、迫击炮、六○炮共343门。总计各种火炮1086门、轻重机枪1008挺。可拥有航空兵50余架飞机的支援。火焰喷射器、自动步枪、卡宾枪等短兵器,比人还多,装在中、小型吉普车上,随时补给。这是当时达到现代化高峰的机械化部队。

  志愿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马拉山炮12门,轻迫击炮、92步兵炮、六○炮共计40余门。坦克数量是零,飞机数量是零。汽车只有几辆,轻、重机枪150挺。全师短兵器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只有一些干部才有,就连手榴弹也仅有1000枚。毛泽东称这是“叫化和龙王比宝!”

  然而,正是在这样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受其指挥的韩国军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最后将战线稳固在“三八线”上,迫使“联合国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确定“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万余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多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发表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

 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披露的数字是1168160人。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约18万烈士长眠朝鲜

 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志愿军老兵叫曹家麟。

 他1950年10月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

 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3次以志愿军老战士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曹家麟对当年自己服役的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67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曹家麟曾走访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刘秀峰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1.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2.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地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志愿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在朝鲜的安葬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当年生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烈士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李家发是曹家麟在67军的战友,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这里还安葬了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随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家麟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和烈士亲人组成的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代表团中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访问期间,曹家麟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李家发。

 青山处处埋忠骨

 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峯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2009年10月5日上午,在朝鲜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代表团全体成员等专程前往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也曾来到这里。

  志愿军陵园群山环抱、满目苍翠。温家宝沿着240级青石台阶拾阶而上。这240级台阶象征着240万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将士。一层陵门门楣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碑亭梁枋四面有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英雄像。

 温家宝、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朝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志愿军战士铜像前。温家宝上前轻轻整理花圈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全体人员肃立默哀。

 随后,温家宝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献上花束。他对着毛岸英的塑像说:“岸英同志,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人民幸福了。你安息吧。”

 

安葬在国内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本刊记者说。

  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它们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到沈阳的。翻开烈士陵园档案“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赵兴玉,他是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他的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最早的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美化。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地处抗美援朝战争前沿,许多重要的悼念活动都安排在这处陵园进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先后来到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东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还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地区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个别牺牲的志愿军高级领导干部迁葬国内。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这是李湘带领67军打出的战绩。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当时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韩国境内的烈士遗骸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本刊记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军事分界线以南,也就是今天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情况。

 曹家麟介绍,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1954年9月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超过1万具。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包括三次战役的烈士遗体。他们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他们是1953军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抗美援朝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007年1月,韩国成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

 截至目前,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凤凰卫视记者秦晴今年在韩国坡州寻访了“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秦晴打听到,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便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请求,但一直未得到回复。

 焦虑等待中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面谈此事。

 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墓地是我此次来韩国最想看的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

 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志愿军故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九十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的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地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

 历经周折,秦晴和摄制组终于来到坡州墓地。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故乡。
  

志愿军撤离之后

 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同时出土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联合国军”方面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本刊记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当他们继续下挖至地下约1米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烈士陵园中。

 在韩国境内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可以肯定的是,遗留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现。

 从19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

《瞭望》文章:朝鲜境内志愿军烈士陵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一个150米高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曾驻扎在这里。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是志愿军的简易墓地。1954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一年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始兴建,1957年建成,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铜像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

 陵园大门上用中朝两国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一层有240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24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在第三层的墓地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除3名无名烈士外,每一个坟冢前都立有石碑,所有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的东北黑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于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原则上都安葬在朝鲜。1950年11月24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之子、志愿军总部参谋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司令员给周恩来总理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恩来批示:“同意彭的意见。”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时,都要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每逢重要纪念日,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会到此陵园纪念志愿军。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曾四次到这里为毛岸英扫墓。

 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云山郡旧邑里。陵园内建有纪念碑、纪念亭、牌楼等建筑物。安葬在这里的是1950年10月25日至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役,历时十天,歼敌15000余人,收复云山、博川、温井、宁边、德川等重要城镇,初步稳定朝鲜战局。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1万余人,大部分安葬于云山烈士陵园。

 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价川市中心的高地上,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牺牲的烈士。在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激战八昼夜,歼敌23000余人。

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牺牲的烈士。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余人。

 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0700人。价川与长津湖两个烈士陵园安葬着第二次战役牺牲的烈士。

 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开城市松岳山下。开城是朝鲜停战谈判会场所在地,最初作为停战谈判会场的来凤庄和后来的板门店都在开城。这里安葬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此次战役历时9天,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将敌人驱至“三七线”以南地区。此战歼敌19000余人,志愿军伤亡8500人,大部分安葬于这个陵园。
  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平康郡福溪镇。这里安葬着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除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安葬于沈阳外,其余均安葬于上甘岭烈士陵园。

 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金城地区,这里安葬着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在夏季反击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的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志愿军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其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一举突破敌人四个师的防御,突入敌纵深15公里。夏季反击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4000余人。

 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新安州市,是为纪念铁路运输战线上光荣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园内有志愿军领导机关和朝鲜交通省分别竖立的纪念碑。志愿军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了1178人。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131人,铁路员工牺牲574人。□(文/陈辉)

 《瞭望》文章:忆我的军长李湘

 迟浩田翻开第一本烈士名册后,指着李湘的名字说:“李湘是志愿军67军军长,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文/曹家麟

 朝鲜平壤牡丹峰的朝中友谊塔,塔顶有一颗以月桂枝环绕、象征胜利和光荣的斗大金星,塔身正面镶嵌着“友谊塔”3个镏金大字。塔内圆形大厅中央的一座大理石石函里安放着10本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册,记载了战斗英雄和团级以上的军官。朝鲜朋友说这10本烈士名册“是朝鲜人民的国宝”。在烈士名册第一册第1页上,排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军长李湘的名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牺牲时只有37岁。从2000年至今我已三次重踏热土,每次我都要走进朝中友谊塔圆形大厅,翻看名册上老军长的英名。

 


  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五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志愿军老战士,参加了在朝中友谊塔举行的隆重纪念仪式。我紧随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缓步走进友谊塔的圆形大厅。迟浩田副主席走到大理石石函前,翻开第一本烈士名册后,他指着李湘的名字说:“李湘是志愿军67军军长,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员。”

 受命出征

 我是志愿军67军的一名老战士,在李湘军长的率领下,1951年6月22日入朝参战,作为基层的普通一兵,我是没有机会近距离见到军长的,这也许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我从参军入伍的第一天起,听到的便是军长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1951年6月,67军受命出征朝鲜前,李湘军长只带着几名参谋、警卫员及电台,先于部队两个多月进入朝鲜。他在志愿军总部接受任务后,不顾疲劳悉心研究敌我态势,认真汲取群众智慧和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反复、认真地察看地形,了解、熟悉准备接防地区的各方面情况。

 1951年8月31日,67军正式接防金城以南地区沿三八线27公里的正面防务。美伪军的“夏季攻势”正处强弩之末,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致敌损失惨重。激战关头,北汉江桥被毁,前线粮食供应不上,李湘等军领导带头将吃粮标准每日降至4两,辅以野菜充饥,用实际行动鼓舞士气。9月21日,美伪军向67军阵地发起以步兵、飞机、大炮、坦克同时进攻的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立体攻坚,李湘沉着应敌,指挥部队勇猛回击,歼敌1000余人。

 1951年10月13日,67军正面迎来敌4个整师和多个火炮、坦克、飞机支持的最猛烈的“秋季攻势”。每次攻击,美伪军先施以密集炮火,再在飞机低空轰炸的配合下,用坦克为先导,以强于志愿军3至10倍的兵力轮番上阵。李湘以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依托阵地顽强阻击,创造了3天歼敌1.7万余人的赫赫战果。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67军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扬和嘉奖,李湘军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金城南阻击战中,李湘军长夜以继日地坚持在作战室指挥,嗓子喊哑失音,体重锐减七八公斤。战斗刚刚结束,李湘即着手作战总结,最终完成题为《目前防御作战中的几个战术问题》的长篇论述,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评价,并由志愿军总部转发全军,成为志愿军战史的重要文献。

阵前牺牲

 1952年春,志愿军总部命令67军在剑布里东线构筑新的防御工事,准备迎击美伪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在美军发动攻势前夕,李湘病倒了。

 其实,自打入朝后李湘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大好。但作为一军之长,他心里装的是4万多将士,对自己则很少顾及。李湘这次病倒,正值美伪军发动的“春季攻势”战役已经打响,敌人投入的兵员、武器弹药远远超过1951年“秋季攻势”的规模,而且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

 李湘一面组织部署群众防疫,一面率干部深入前沿侦察地形,制订构筑工事的工程计划,日夜操劳,抱病工作,直累得身心俱疲,不久,他发起了高烧。

 1980年4月,时任志愿军67军副军长兼199师师长、离休前为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回忆说,1952年7月初,美军在199师阵地前沿投放了十几个空壳弹,部队觉得很奇怪。他跟李湘军长通电话谈到此事,李军长便立即赶了过去。他们两个把阵地前的炸弹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也没看出啥名堂。两个人就坐在炸弹上讨论起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开始不想上报,担心情况不明、小题大做。最后还是认为这些炸弹可能隐含着重要的未知信息,最终决定如实报告志愿军总部。

 李水清还回忆说,当时李湘脸上长了个小疖子,已经挤破了,回到军部第二天脸就肿了,没过几天就去世了。消息传来,李水清十分震惊,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李湘军长坐在炸弹上和他讨论问题的神情依然历历在目。
  军长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也肿得非常厉害,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百般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

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

精神长留

 李湘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运送李湘灵柩的专列回国途经安(丹)东、沈阳、锦州、秦皇岛、唐山、天津、北京等地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路祭。人们追思李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战一生的光辉业绩,缅怀李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鞠躬尽瘁的不朽精神!其场面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在石家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挥笔写下了:“我深以丧失了二十年的老战友、青年优秀将领——李湘同志而哀悼!”

 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题词:“李湘同志是以其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死得其所,死有余荣!”

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题词:“李湘同志革命精神不死!”

 华北军区参谋长、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主祭并致悼词。他对这位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最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优秀青年将领给予极高的评价:“李湘同志对党和上级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和每一个战斗命令,从来没有马虎过。他兢兢业业、非常细心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情况,下定决心,是最坚决执行命令的指挥员,最善于克服困难的指挥员,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他很年轻,正是为祖国为人民尽最大贡献的时候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供朝鲜人民永世凭吊。

 1987年10月,李湘军长的夫人安淑静随中朝友好参观访问团访问朝鲜,朴成哲到代表团下榻的高丽饭店亲切会见代表团成员,他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安淑静同志的慰问之情,并说:“李湘同志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是伟大的;你用青春抚育着一双儿女,还要努力工作,了不起!”所到之处,英雄的妻子受到热烈的欢迎。朝鲜同志讲:“李湘军长为朝鲜人民牺牲了,你就是朝鲜儿女的阿妈妮!”

 1988年5月,朝鲜对外文委副委员长、朝中友协副委员长吴文汉率领的朝中友协代表团,怀着脉脉深情,专程赴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拜谒了李湘军长的陵墓并敬献了鲜花;朝鲜客人还亲切看望了安淑静同志及其家人。

星转斗移,岁月悠悠。斯人已去,精神长留!李湘军长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英名一直被中朝两国人民所铭记,他短暂而非凡的一生也必定辉同日月、光照千秋!□(作者为志愿军原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

《瞭望》文章:丹东:志愿军英魂的追寻

 抗美援朝是一部志愿军将士用生命写就的英雄史,不但捍卫了年轻共和国的安全与尊严,而且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次有力诠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9月21日,辽宁省丹东,烟雨蒙蒙。这片英雄的土地,是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和凯旋回国的第一站。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坐落于市中心北部风景秀丽的英华山上,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市隔江相望,总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纪念馆共收藏文物44000余件,其中抗美援朝文物20709件,国家一级文物57件。

 当日下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冒雨探访了这座全国唯一一个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专题纪念馆,随着一群群操着各地口音的观众,流连于纪念馆每个角落,犹如穿越于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纪念日。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

 60年前,240万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赴朝鲜战场,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年轻的共和国,支援了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如今,翻开这部血与火写就的抗美援朝战史,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这些英烈的名字,犹如一座座丰碑,镌刻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耸立在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之中。

和平年代的铭记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始建于1958年10月。1993年7月25日,新馆落成并举行了开馆典礼,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抗美援朝纪念馆开馆剪彩,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2003年3月,纪念馆进行了二期改扩建工程,2004年5月1日,改扩建工程完成,正式对社会开放。
  在狭小而有些局促的办公室,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副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纪念馆免费开放前,每年观众量为20万人次,从2008年3月1日免费开放后,年接待观众高达71万人次,是往年的3倍多。”

 纪念馆由纪念塔、陈列馆、全景画馆三大主体建筑构成。纪念塔高53米,正面为邓小平题写的塔名,背面刻有记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辉业绩的塔文。陈列馆通过700余幅照片、1000多件文物以及图表、沙盘、绘画、模型、雕塑等,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史实。全景画馆陈列着长132米、高18米的全景画《清川江畔围歼战》,使人犹如身临其境。从1997年开始,尹继波就一直致力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涉及抗美援朝内容的纪念馆不多,除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外,就是中国军事博物馆,还有一些小型个人纪念馆,比如湖南湘潭彭德怀纪念馆、四川省中江县城黄继光纪念馆、重庆市铜梁县邱少云纪念馆,等等。”

 据尹继波介绍,目前志愿军烈士主要安葬在朝鲜北方,中国的丹东、沈阳、通化、集安等地。1951年初,原东北政府决定,在丹东、沈阳等地修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951年8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这里安葬着战斗英雄及团以上干部123位,其中有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以及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杨连弟、邱少云等一批烈士。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这些纪念馆和烈士陵园的观众人数也有明显增加,且多数为外地观众。

 本刊记者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还遇到了从湖南远道而来的杨建昆一家。“我爸爸是1952年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那时我才一岁半。我今天带小孙女过来看看,也算是对长辈的一种怀念吧。”
  由于年纪太小,父亲在杨建昆的脑海里没有一丁点影像。渐渐懂事以后,每到清明节,他会对着朝鲜的方向,为父亲烧纸。“这次来,我是想在这里查到父亲的资料。”杨建昆说出很久以来埋在心底的一个心愿。

 “自纪念馆开馆以来,志愿军烈士后代、亲属纷纷来馆,或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查找志愿军烈士名单,每年平均50至80人次。”尹继波说,“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总感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烈士数字的确认

 据介绍,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建馆以来,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统计出一个准确的志愿军牺牲人数。而事实上,自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牺牲人数就一直没有定论。

“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参战部队,地方民政部门开始着手搜集登记志愿军烈士名单。由于没有统一统计规范,各个部门统计的志愿军烈士名单,数字出入很大,涵盖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尹继波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对志愿军牺牲人数,国内各研究部门、学术团体、军事专家等说法不一,主要是统计口径不一所致,有的包括战场上病、冻、事故等减员,有的包括支前人员,有的在战斗中牺牲,等等。归纳一下近年来各方面公布的数字有:11万、14万、17万、18万等。”

 本刊记者了解到,对于各省志愿军牺牲人数的统计,部分省份已率先做了些工作。比如汤汉清的《阵亡将士:1789军魂——来自两万云南籍志愿军血战汉江的报告》一书,统计出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789名云南籍志愿军烈士。

 但是,由于学术界和相关研究部门至今没有一个全国的志愿军牺牲人数的定论,使一些重要的学术论著、媒体宣传、陈列展览等模糊或回避了志愿军牺牲人数。比如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单卷本)和2000年出版《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本),只公布了志愿军伤亡36万人,牺牲数字没有确定。

 “战争牺牲人数是评估战争代价的一项重要因素,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数字,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原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军职研究员兼研究室主任孟昭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今年84岁高龄的孟昭辉,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起抗美援朝战争,依然激情四溢。1950年10月,孟昭辉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作战,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作战科科长。1956年回国后,就一直从事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工作。

在孟昭辉看来,有一份完整、准确、史实依据充分的志愿军烈士名单,可以澄清国外学术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负面宣传,以及对志愿军牺牲人数的不客观的夸大其词。“弄清志愿军牺牲人数,这不仅是个数字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更涉及中国的国际荣誉,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而事实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美国都出版一些朝鲜战争的书籍,其中有些书籍对志愿军牺牲数字无限夸大。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界认为志愿军阵亡25万;韩国方面在60年代修成的韩国战争史里,对中国军队损失统计高达92万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参谋联席会议公布,中国人伤亡总数是90万人,其中估计死亡40万人。

 志愿军英魂的追寻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有一份比较准确、完整的志愿军烈士名单,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更主要的是对牺牲的志愿军烈士英魂的告慰,是对其亲属、子女有一个明晰的交代。

 抗美援朝纪念馆从1999年开始,向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发函,征集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名单。“由于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各地响应的并不多。”尹继波说。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早日完成此项工作,2002年,纪念馆加强了征集力量,从人员配备、经费支持等作了调整。此后,纪念馆在馆内设专人进行接收、整理。并派征集人员常年出行全国各地,通过各地民政部门收集志愿军烈士名单。为了名单的翔实准确,各地的烈士名单都是从县区最基层开始,逐步向上一级部门集中,保证了收集的烈士名单全面而系统。

 除派人专程征集外,纪念馆还采取发函、电话等征集形式,在全国各省、区、市展开征集工作。先后投入人员5人、常设人员1人,投入资金20余万元。

 大约历时6年,2008年终于将30个省、区、市的志愿军烈士名单收集入馆。经统计,总数为18.3108万人,其中四川籍最多,30786人,其次是山东省19685人,辽宁省13374人。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西藏自治区无报告志愿军烈士外,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志愿军烈士。

 而此前1993年7月,纪念馆(新馆)建成开馆时,曾统计志愿军牺牲人数为17.1969万。如今,绝大多数科研单位,以及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纪念场所,包括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展厅,所引用志愿军牺牲人数均为18.3108万。

 据尹继波介绍,这个数字所统计的,除战斗牺牲人员外,还包括非战斗减员。“目前志愿军牺牲人数的统计数据,已经比较接近真实,即使再往上升,空间也极小。”在他看来,这个结论的底气,源于近年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经费的现实尴尬

 据本刊了解,纪念馆大量的工作还在继续跟进。由于各省报来的志愿军烈士名单存在格式不统一,烈士资料信息项目不同,信息不全等情况,纪念馆正按统一的信息项目进行分类整理,并通过有关部门补全信息。

 2008年,为便于查询、出版,纪念馆还制作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名单数据库管理系统”,并组织人员开始录入,进行数据库管理。截至目前,已录入名单约7万名,其余名单录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本刊记者调查也发现,由于经费紧张,这一系列工作进度也受到了影响。“免费开放后国家财政每年拨款约400万元,这是按免费开放前每年门票收入的标准。”尹继波说,“而免费开放后,观众人数急剧上升,安保、保洁,以及空调和采暖等设施设备大量增加,从而使整体的开支大幅度增加。”

 目前,纪念馆共有工作人员150人,仅仅维持纪念馆的日常运转,每年大概需要经费1000万元。按此推算,每年缺口高达300万至400万元,以致有些必要投入严重不足。比如,将志愿军烈士名单录入电脑数据库,因缺少电脑设备进展缓慢;纪念馆自己设计的数据库系统比较简单,功能不强,但又缺乏经费请专业部门开发功能齐全的烈士名单数据库管理系统。

 据介绍,纪念馆还准备出版《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录》。以省为单位出版,每省一册,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位烈士名字加基本情况,每人约80字,总字数1400万字。由于经费紧张,这项工作也只能暂时搁浅。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工作计划里,还准备修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碑墙”,即把18.3108万志愿军烈士名字,及基本情况镌刻在碑墙上,以志永久纪念。这项工作因经费捉襟见肘,也一直停滞不前。

 目前,在抗美援朝纪念馆收集的信息中,有部分省、市的志愿军烈士名单信息不全,如缺少牺牲地、部队番号、籍贯等;也有些地区只有人名而没有基本资料;另有辽宁、四川、湖北三省的烈士名单不是专门的志愿军烈士名单,而是从红军时期开始所有的革命历史阶段的烈士名单,需要逐个筛选复核。

“烈士名单核查,原计划今年10月完成,但工作量大、人员少、经费紧张,所以难度比较大,估计要到今年底才能完成。”尹继波说。

 在谈到纪念馆的网站建设时,尹继波说:“一些栏目和板块正在逐步完善。因经费问题,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新的表现手段,还没有应用到网站上;特别是烈士名单上网查询,需要开发专门的查询系统,并要有大量的人力进行录入,也需要很多经费。”

 本刊记者浏览其官网发现,尽管标明是中文、朝鲜语双语网站,但却无转化为朝鲜语的功能。一些栏目还留有“天窗”,点击“缅怀先烈”栏目,一直处在“信息更新中”的状态,而“网上客服”点击留言,虽可进行问题咨询,但却始终无人回复。
  “要解决以上问题,完成每一项至少要一次性投入500万元。”尹继波忧虑地说。在他看来,目前纪念馆的主要困难,是经费不足。“纪念馆的工作涉及旅游、文物、民政等部门,如果在经费上有所倾斜,那么,纪念馆的工作会开展得更为顺利一些。”

 今天,我们该记住什么?

 这两年,不少地方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很难看见有关抗美援朝的内容,甚至《我的战友邱少云》《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名篇,已逐步从教材中消失。

 本刊记者随机访问的中小学生,对抗美援朝方面的认知确实很少,甚至当记者提到一系列烈士名字时,还有中学生一脸茫然地问:“黄继光、邱少云是谁?”

 针对这种现状,央视“百家讲坛”知名主讲人、北师大第二附中高级教师纪连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忧虑地说:“目前在中小学里,不论是语文教材还是历史教材,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让人简直不可思议。”

“对这场战争的伟大意义,应有正确的认识。”纪连海说,“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永远值得国人铭记。如果说毛主席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多是一种宣示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真正为这句话作了极好的注脚。”

 “抗美援朝战争留给中国许多宝贵的战略遗产,其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军事胜利的范畴。”孟昭辉说,“这场战争保卫了年轻共和国的安全,打出国威、军威,不仅援助了朝鲜,也为中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建设时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是纪念一个民族在外侮强敌面前,敢于抗争、勇于胜利的精神。”

 在孟昭辉看来,抗美援朝战争还一洗百年屈辱,改变了过去那种在列强前被侵略、被分割、被欺侮的命运,一举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同时,抗美援朝战争也使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更深刻地认识了敌人,也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从此,这支军队迈开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步伐,一个百年来有国无防的国家,从此开始有了足以使任何强大的外敌望而却步的国防力量。

“穿越60年硝烟寻找‘抗美援朝’,对于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凡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今天对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有不同的意义解读,但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将士秉持‘唇齿相依’的国际主义精神,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异邦,独力抗衡强敌;那种气魄,那种担当,正是我们要彰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志愿军烈士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动力源泉。”孟昭辉建议,“对抗美援朝战争,应加强宣传和研究,比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纪念大会,等等;对志愿军烈士家属,要给予精神上的抚慰,以及一定的物质补助。”“应以抗美援朝60周年为契机,开展一些中小学生夏令营活动,比如设定一些路线,回顾抗美援朝历史。当然,如何组织和执行,还有待研究。”纪连海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孩子们记住历史,并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也不畏惧强加给自己的战争。”多位受访专家还建议,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属于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是公共的文教、文物机构,经费问题应由各级财政上给予保证。当然,机构管理者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比如呼吁和动员社会力量,包括一些基金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等,进行赞助或捐助。

 据了解,在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正纷纷准备一些纪念活动。“目前还没接到上面搞纪念活动的通知,但我们有一些安排,比如红色遗址的考察、与一些民间组织联合在北京搞抗美援朝书画展,等等。”尹继波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志愿军烈士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是中国克服未来一切巨浪与荆棘的无价之宝和动力之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是如此!□

《瞭望》文章: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万岁

 “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动力”

 文/罗援

 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李际均将军说:“战争充满人类的历史,但影响深远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学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动力。”

今年恰逢鸦片战争1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纪念,前者背负着中华民族的耻辱,后者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两相比较,更显得新中国的第一声呐喊是多么的可贵。

 英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只有经过历史时空的沉淀,人们才会对她有更深刻的感悟,而它对中华民族以至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启迪,将会是不朽的。

 近些年来,由于受到某些错误舆论的影响和缺乏对历史真相的全面了解,某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当性和正确性产生了质疑,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够离开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事件的起因,都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断所谓的是非曲折。

 1950年6月25日凌晨的第一枪,并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起因。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视南北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鲜祖国阵线的和平呼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妄图用军事突进解决北朝鲜的人民政权,迫使北朝鲜把自卫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要以为,美国没有来得及将战火燃遍全中国,我们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得不偿失”。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将战火燃至我东北边境,杀我人民,烧我房屋,轰炸我和平村庄,炮击我正常行驶的商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正抗议和谴责,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儿戏,视中国国境为无物,充分暴露了美国的侵略凶焰和企图。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和对国民负责任的政府所不能容忍和不可以接受的。 从晚清始,中国对侵略者都是“和谈止战”,中国得到的是屈辱和人民被屠戮。从新中国起,中国终于以战止战,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比“八国联军”多出76倍的十七国联军,为人民赢得了60年和平,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和自信,为后代赢得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不管谁先动手,迟早要打

 二战后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议》中就朝鲜问题达成了由中、美、英、苏共同托管的谅解。7、8月间又签订了《波茨坦协定》,再次决定战后朝鲜由中、苏、美、英共同托管,因美军当时尚无力在朝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所以只划定了苏联和美国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苏联根据上述协议,出兵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最后一击。其进军朝鲜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美国此时忙于对日本本土作战,无暇顾及朝鲜,但为了在朝鲜半岛能够分得战争“红利”,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管。苏联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向东延伸,在朝鲜和日本与美国南北分治。虽然,苏联对日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三八线成为朝鲜民族难以愈合的民族裂痕。

 然而,一条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种前景和解决方式,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缘何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火呢?

美国扶持南朝鲜先建国,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种下战争祸根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他的这个纲领是冷战的起源,也是朝鲜战争的祸根。1948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作出了让“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实施单独选举的决议。接着,通过单独选举,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4日韩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人民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南朝鲜参加投票的选民占全体选民的77.52%)。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于12月底撤出朝鲜。

 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种体制的对抗”。由此看来,朝鲜从政体上分裂,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是难逃罪责的。

 北朝鲜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寻求自卫和武力统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统一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1949年6月初到6月底,《朝鲜统一民主祖国阵线》成立。在南北朝鲜70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通过了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和10项和平统一的计划。6月底,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自南朝鲜撤军。在此前后,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和李承晚集团,无视朝鲜祖国阵线的呼吁,积极策划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从1949年1月到9月,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三八线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达432次。6月11日,李承晚发表声明,扬言“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这个计划将实现”(苏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6月18日给维辛斯基电)。1949年底,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狂妄地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将万众一心,恢复失地。”南朝鲜军总参谋长明确提出:1950年国防军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收复尚未收复的土地,统一国土”。

在和平统一的方法已经不可能,美国、南朝鲜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大会解决朝鲜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南朝鲜反动派已经拒绝了祖国阵线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号召的情况下,北朝鲜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变化,“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1949年9月15日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9月3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军事进攻的计划,但是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

中国被动卷入,主张后发制人

 1950年4月10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会谈。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但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有两份关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报告。一份是发自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年5月15日为转述金日成通报的情况给维辛斯基的电报;一份是从北京发出的、苏联军事顾问科瓦廖夫受毛泽东嘱托于5月1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两份电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中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战争爆发后,开始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迅速将战线推进至洛东江一线。而在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则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对战局的发展曾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二是持久,即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转入进行持久的战争。

 根据对朝鲜战争形式的分析,中央军委为了保卫祖国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刻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的1950年7月7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军委由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集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朝鲜形势和加强国防问题。7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集结兵力于鸭绿江边的战略决策,7月13日正式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由军委战略预备队即第四野战军的38军、39军、40军和42军共4个军2个师,及配属炮1师、炮2师、炮8师共3个炮兵师9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坦克团、1个骑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与此同时,对支援边防军的第二线兵力、东南沿海海防和东北地区的国土防空问题也作了部署。8月4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面对朝鲜战争可能进入僵持阶段的新情况,毛泽东认为,朝鲜人民要取得胜利,有必要加上中国的因素。次日,毛泽东即令高岗马上召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大会,阐明作战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并要求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26日,周恩来副主席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督促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我一线指挥员邓华、洪学智和我驻朝代办柴军武均判断敌人在积极准备反攻,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自此,东北边防军进入了积极备战的阶段。

先礼后兵,师出有名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令其海空军参战。6月27日又发表声明,除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政外,还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

 就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他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的声明表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美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因为朝鲜内战,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侵朝美军以其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一部,在大量飞机、舰炮配合下,实施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局急剧逆转。9月28日敌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推进。面对这一形势,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建国一周年会议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之后,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可是,美国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0月1日先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随后,美军也越过三八线,疯狂向朝鲜北部进犯,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

 就在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金日成便正式请求中国政府给予“特殊帮助”,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问题被提上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不管怎么说,邻国遭到侵略总不能坐视不理

 10月2日凌晨,毛泽东电告高岗、邓华,请高岗速来京开会,请邓华着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接着于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深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在此时,苏联方面表示,其空军尚未做好准备,需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10月13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即便苏联暂不派空军参战,我们宁肯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

至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上述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和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朝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美国扶持的分裂政权和李承晚奉行的“北进统一”政策埋下了战争的隐患,不能简单地以朝鲜“打第一枪”判断战争的性质,更不能武断地跟着西方舆论指责朝鲜是“侵略者”。国内战争只有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分,谈不上什么侵略与被侵略。当年,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质问美国代表:“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们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国的统治集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朝鲜人怎么会侵略朝鲜人呢?”列宁曾经说过:“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取决于是看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

 二是,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概念,前者起始于1950年6月25日,后者起始于1950年10月25日;前者是朝鲜民族内战,美国无权干涉,后者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中国不得不打。正如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伍修权所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呢?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同样的道理,美国没有理由,因为朝鲜内战就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界。有侵略,就有反抗。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由此可见,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义之举,是英明决策。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托兰曾经说过:“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血染的风采

五次战役建奇功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和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协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战役,歼敌23万余人,把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使美国侵略者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战役——出手即胜,将敌人赶过清川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时,正值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北犯,妄图在感恩节前灭亡朝鲜,朝鲜局势危在旦夕。10月19日,我志愿军入朝的同一天,敌人占领平壤,20日美空降兵第187团在平壤以北顺川地区实施空降。当天,西线南朝鲜第二军团第6、7、8师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只有90~130公里,东线南朝鲜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域,而我入朝各军距预定防御地区尚有120~270公里,已不可能按原计划实施阵地防御作战。

 毛泽东、彭德怀迅即改变原定进至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战役的计划,决心抓住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采取隐蔽待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10月25日,我40军120师360团迎头痛击了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的南朝鲜第1师先头部队。118师在两水洞与南朝鲜第6师第二团先头营遭遇,迅速将其歼灭。揭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接着又在云山地区围歼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部。

 美军侵朝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上将曾对志愿军40军、38军歼灭温井、熙川地区南朝鲜第6师的情况有如下描述:“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致南朝鲜第2军团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他在描述我39军在云山地区重创美骑兵第1师时写道:“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作战所没有的……11月2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这是我军第一次与美军直接交战,就把美军打得“四散奔逃”。与此同时,我42军将东线敌军阻滞于黄草岭以南地区。

 此役经过12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迫使敌人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首战告捷,稳住了阵脚,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战役——确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基础,将敌人赶至三八线以南。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打击后,误认为中国出兵不多,最多是象征性出兵,气焰依然十分嚣张。麦克阿瑟将第二线兵力全部调入第一线,同时令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东线美军第10军继续向北进犯。

 志愿军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态,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西线实行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行动,诱敌深入。于11月9日,我军主动放弃飞虎山阵地,后撤30公里,10日又放弃博川,并主动停止对进攻敌人进行反击。

 志愿军节节诱敌,果然奏效,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认为“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人没有参战,战争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遂决定于11月24日发起“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总攻势”。待敌军进入我预定伏击地域后,彭德怀立即指挥我军隐蔽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利用东、西线敌人接合部宽达100公里的空隙,把进攻重点放在敌人的翼侧,集中兵力,实施双层战役迂回,向敌展开了强大攻势。11月25日黄昏,我38军、42军向进至德川、宁远地区敌第8集团军右翼薄弱部南朝鲜第2军团发起反击。38军迅速突破德川敌人的防线。

 李奇微曾写道:“11月26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2军团,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工夫,他们就肃清了残余的南朝鲜部队。”

 27日,彭德怀令38军主力插向军隅里、三所里。该军令113师担任向敌纵深三所里的穿插任务。28日拂晓前,113师即插到敌人纵深,距三所里20公里,他们不顾疲劳、饥饿,连续作战,突然抢占了三所里,比向南撤退的敌人先到5分钟。该师还派出337团于29日4时先敌抢占了三所里以西的龙源里,截断了敌人南逃的另一条退路。为正面主力全面出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彭德怀在12月1日发给38军的嘉奖令中,欣然命笔“三十八军万岁!”随后,我军于12月6日收复平壤,23日逼近三八线,进至涟川、铁原、华川地区。

 东线刚刚入朝的志愿军第9兵团,冒着风雪严寒,克服了御寒条件极差的困难,鏖战于崇山峻岭之中,于11月27日黄昏,向进至长津湖地区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发起了反击。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得非常英勇顽强。

 李奇微就曾感叹:“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志愿军27军歼灭美军“北极熊团”,即第7师第31团,俘虏其团长麦克恩莱上校,缴获其军旗,这在美军战史中是极其罕见的。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命令他的部队迅速撤退。

 此次战役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妄图“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梦想,将疯狂冒进的敌人一直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共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英军24500余人,并使其车辆、火炮、坦克等军事装备损失惨重,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死于此役。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并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麦克阿瑟吹嘘的“总攻势”变成了“总退却”,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采取稳进方针,将敌人驱逐至三七线。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两次打击后,退守三八线既设阵地。美国朝野充满了沮丧失败情绪,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失败”。为了摆脱内外困境,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威胁“不排除使用原子弹”。12月3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封锁中国、轰炸中国、派蒋军参战和唆使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又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企图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争取时间,整顿败局,准备卷土重来。

 此时,我军连续打了两次战役,体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粮弹几乎消耗殆尽,急需休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的需要考虑,于12月13日复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中朝军队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于1950年除夕向敌军发起全线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1月4日,我军第50军与第39军各一个师及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进占汉城。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了三七线附近地区。1月8日,彭德怀适时果断地下令停止追击,结束第三次战役,主力就地休整,以一部监视敌人的行动,防止敌人向我反扑。

 此役历经8天,歼敌1.9万余人,攻占了汉城,一度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1951年4月,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因连续作战失利而被撤职。

 第四次战役——经机动防御大量歼敌,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域。

 美国侵略者为了挽回其失败影响,缓和内部矛盾,急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美军中抽调老兵补充。李奇微对后撤的部队很快进行了整顿,于1月15日以所谓“磁性战术”向水原至利川我军发动了试探性进攻。25日开始,全线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迫使刚刚转入休整的我军,不得不于1月27日停止休整,准备汉江南岸的机动防御。

 中朝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遏制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进行了汉江南岸阻击战、横城地区反突击作战,歼灭了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各一部,美军第2师一个营、另有敌炮兵4个营,共1.2万余人,只砥平里之敌未克。之后,敌军又重新组织反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遂转入宽大正面逐山逐水的机动防御,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主动撤离汉城,最后将敌人阻止在我选定的进攻出发线——三八线附近,达成了预定目的。此役历时87天,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战略预备队集结和展开,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我军再次进逼汉城、三七线附近,最后经运动防御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中朝军队为了粉碎敌军在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以期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于1951年4月22日,向敌人发起第五次战役。通过两个进攻作战阶段,在西线,中朝军队再次逼近汉城,推进到汉江、昭阳江;在东线,亦再次进抵三七线附近,将伪第3、第4师和美第2师4个营及法国营大部分歼灭。共歼敌5万余人。取胜后,我军又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歼灭了敌人。

 此役我军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敌人不得不承认中朝人民的力量,而再次祈求停战谈判。从此,交战双方形成战略对峙。 在此役中,我军在战役指导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法估计不足,对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运用及可能引起的战术变化,缺乏深刻认识。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我军战役“口张大了”、“打早了”、“打远了”,导致我60军第180师受到严重损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80师并非全军覆没,180师被围时有7000余人,一个月后,陆续突围出来4000余人,怎能说被全歼?只能说,受到了重大损失。

将敌人打到谈判桌上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中朝人民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损失23万余人,侵朝各国内部矛盾日益增长,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调整战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根据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志愿军适时地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利用三八线附近地区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在此后两年积极的阵地防御作战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多次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取得了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中朝军队越战越强,1953年又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

 在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妄图在会议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的严正拒绝后,竟发出“让炸弹、大炮和飞机去辩论”的狂妄论调。于1951年8月和9月先后向朝中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经过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攻势,并相继进行了多次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

 为了削弱敌人,锻炼部队,取得阵地攻坚战的经验,中朝军队于1952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对全线敌军发起有计划的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对被选定的若干战术要点,经过充分准备,采取突然动作,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经过44天的作战,共歼敌2.7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上甘岭防御战役。

 1952年10月中旬,美国侵略者为了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求其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片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谋划和指挥了“金化战役”,向中线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只有3.7平方公里的597.9高地和537.3高地狭小地区,发动猛攻。进攻前,敌军认为只要投入两个营的兵力就可占领这两个高地,进攻后,遭志愿军顽强抗击,遂陆续投入重兵,参战部队先后有美军第7师(配属美军空降第187团、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营)、南朝鲜军第2师和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炮兵18个营,火炮300余门和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达6万余人,妄图分割我防御体系,迫志愿军后退。 守卫这一地区的志愿军为第3兵团第15军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第31师和第34师一个团,炮兵9个团各一部,火炮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整个作战行动由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指挥。

 “联合国军”对两个山头狂轰滥炸,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土石炸松1~2米。我军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经过43天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垮敌人大小冲击600余次,进行数十次反击,歼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这一胜利充分表明,经过一年多的阵地作战,我军已建立起一条空前巩固的防线。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典范。美国新闻界曾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夏季反击战役。

 经过反敌登陆作战准备,我军在战略上日趋主动。为了粉碎美国和南朝鲜继续拖延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中朝军队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发动了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这次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方针,根据美国和南朝鲜对停战的不同态度,而确定各阶段重点打击对象。

 6月17日深夜,南朝鲜当局以“就地释放”为名,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离开战俘营,押送到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停战协定,彭德怀决定教训南朝鲜当局,经毛泽东同意,志愿军第20兵团5个军发起金城反击战,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25公里的坚固阵地,突入纵深最远处达18公里。整个战役共进行了139次进攻,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实现停战,伟大的胜利。

 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和两年的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中朝方面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实现了。中朝人民和军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缓和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朝两国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建议,于1953年3月至10月,分批全部撤出了朝鲜。祖国人民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凯旋,赞扬他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

不朽的丰碑

 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战略遗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久弥珍。

改善了战略环境

 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战略要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们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六十年无大战事。事实证明,战争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直接创造精神财富。换句话说,战争不只是消极因素,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积极性。据《当代中国财政》一书记载:财政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中,我国经济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得到发展,这在我国战争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堪称奇迹。

 今天,我国经济飞跃发展,理所当然不能忘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我们打下的这一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在享受着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创造的“和平红利”。

 打出了国威军威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三年零一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多架,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费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国威军威。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历练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曾经将抗美援朝精神概括为“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惧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是:“对于战争我们是不怕的,因为,我们有进行了二十三年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和军队,而且美帝国主义也有许多困难,内部争吵,与其同盟者也不一致,在军事上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但要防备美国乱来,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地打,打原子弹。而我们是不让你(美国)打的,你一定要打,就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弱点,跟着你,最后打败你。”

 在这场血与火的生死大搏杀中,志愿军指战员高度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他们以自己的英勇奋斗、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创造了一桩又一桩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浩然正气歌,以壮丽的青春铺垫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宝贵的鲜血浇开了和平与幸福的鲜花。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国民族的骄傲,他们的业绩将万古流芳,与世长存!

 据有关统计,志愿军指战员仅作战伤亡即达36.61万人,加上非战斗减员(病故、病退或事故伤亡)共77万多人。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军职指挥员有3人,师职指挥员19人(这些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多次遇险。

 志愿军获得各级英雄模范称号者418人,其中:特级英雄2名;一级英雄50名;一级模范4名;二级英雄273名;二级模范83名;其他英雄称号者6名。荣立各种功者302724,其中:特等功者239名,一等功以下者302485名;集体立功单位(班至团)5953个。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纵身扑向敌火力点,用胸膛堵住敌人的射击孔,为部队开辟通路。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第二次战役中,带领本连第三排打退敌人8次连续猛烈进攻,当敌人发起第9次进攻时,他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纵身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天,40军在温井地区与南朝鲜军第1师一部和第6师一个加强营遭遇,当二十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为了祖国守住阵地!”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个在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英雄。据统计,在50名一级战斗英雄中,有15名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著名作家魏巍在描述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战斗时是这样写的:“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曾经任志愿军40军政委的袁升平将军动情地说:“我是1929年参加红军,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无数次战役、战斗,打了一辈子仗,最值得自豪的是与世界头号强敌交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它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硬骨头!……一个民族的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到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抗美援朝战争打造出了我们民族的硬骨头!”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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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英雄致敬.热烈欢迎英雄来访   (曹容会员 ,10/14/2014 12:2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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